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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何以成为史诗?——评《外苏河之战》(张娟)

发布时间:2018-01-22 09:55:24 作者: 点击: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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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收获》刊载陈河长篇《外苏河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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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陈河在越南越战博物馆

战争何以成为史诗?

——论陈河《外苏河之战》

张 娟

近日《芳华》刷屏,小说后半段隐而不显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也随之被重新关注。事实上,20世纪有两场不为国人熟知的战事。一次是60年代中国没有公开进行的抗美援越战争,一次是1979年开始到1987年左右才正式结束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其中抗美援越战争持续了十一年之久,出于对当时政局内忧外患的考虑,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保密的。陈河的新作《外苏河之战》就是中国少见的以抗美援越为题材的战争小说,更难能可贵的是,由于陈河海外华人作家的身份,他具有人类主义广阔视野,把整个故事放在世界红色革命的浪潮中,主人公赵淮海的参战动机并不是《生于七月四日》式的美国国家主义,也不是《西线无战事》的大国沙文主义,而是和切格瓦拉同一时代的革命英雄主义,他带着自己英雄的梦想踏上偷渡赴越参战的道路,真实的战争粉碎了他的英雄梦。不得不说,陈河对战争、革命和人性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赵淮海作为高干子弟,带着哲学的沉思,写着红色革命诗歌,在战争中探索自己活着的意义,他对战争的主动参与和敌方美国空军史密斯一样,更多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他英雄主义的梦想和青春的“力比多”共同构成了一种成长的动因,而在战争与爱情背后的“行走”与“迷宫”的哲学思考则让这个战争故事具有了存在主义的沉思气质。

战争文学是以战争为表现对象,描写在战争中反映出的历史背景、生活形态和人性冲突,战争文学因其具有天然的史诗性、崇高性、英雄性和悲剧性而备受关注。西方古典文学中,有《荷马史诗》、《奥德赛》等战争文学巨著,20世纪是战争不断的百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中,有《毁灭》、《静静的顿河》、《日日夜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作品,在西方有《西线无战事》、《生于七月四日》、《拯救大兵瑞恩》,特别是美国在越战后,出现了一大批反思越战的作品,他们都是从多重角度展示人性的各个侧面,反映战争中个体的成长和命运的考验。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史,就是一场浩浩荡荡的战争史,我们的民族经历过这样的磨难,留下来的战争史诗却并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遗憾。在中国,战争史诗的匮乏其实主要是具有反思气质的战争文学的匮乏。“怎样看待战争,怎样看待战争文学与战争文化,如何评价战争的人以及如何透视战争中的人性,如何解读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衡定战争文学的价值,厘清战争文学的得失,这是我们面对大量的战争文学必须正视且要回答的问题。”[1]

近年来,陈河佳作频出,2016年陈河的长篇小说《甲骨时光》斩获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2018年,陈河又带来了这部战争题材的新作。在陈河的写作谱系中,《米罗山营地》、《沙捞越战事》都是以二战为背景的战争写作。这部新作延续了他之前战争写作中的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风格,人类主义的切入视角,进一步从战争这个原点出发,反思战争的意义和人类生存的本质,艺术上更见圆熟。本文尝试分析《外苏河之战》如何在国际主义视角下揭示人在战争考验下的生存状态与命运,反思战争的本质意义,进一步探讨在战争这种非常态情境下的个人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人类情感共同体的不同内涵。

一、何以来到战场———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成长故事

在《外苏河之战》中,战争并没有简单的政治视角的二元划分,而是基于人类学的视角对战争双方都进行人性的深思和考量。这些战争英雄的对立面同样是人,他们是这场战争的两个侧面,“正义/非正义”“敌方/我方”的划分落空了,作者站在人性的立场里,不偏不倚地透视了来自两个国家的不同的个体,这场战争的宏大意义被消解,探寻这场战争对于个体的意义,更多赋予了生命成长的主题。被卷入这场战场更多是一种主动的人生选择,为了这个选择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外苏河之战》中三个核心人物赵淮海、库小媛和史密斯和历史上战争小说中很多被命运裹挟进战争的人物不同,他们是自愿来到战场的。赵淮海为了革命理想,库小媛为了摆脱自己的资产阶级身份,史密斯为了自己的国家责任感,他们都带着巨大的革命的热情,来到战场后,却发现战争和他们乌托邦的想象截然不同。赵淮海和美国士兵史密斯经历相似,他们都喜欢读书,都有哲学的头脑,都有一个将军父亲。他们对这场战争是否定的,但对自己参与了这场战争又是自豪的。史密斯是赵淮海成长过程中的“他者”,作者在赵淮海当年部队的老兵论坛里,看到几张照片,拍的是被击落的美国飞机飞行员的狼狈镜头,他想到了一句话:“当你走得足够远,就会看见你自己。”作者对史密斯和赵淮海的寻访,冥冥中感觉赵淮海的一部分寄生在他的身上,战争的敌我双方,变成了寄生和补充的关系。赵淮海在越南大地上的行走,他一路上写的诗和哲学思考,都是一个少年的成长之路,不同的是,他成长的环境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他的参战热情到底来自于哪里?小说中说:“我也说不出原因。我只是觉得从内心的深处有一种召唤,去远方为了理想而战斗。”他并没有说出高尚的革命理想,这种召唤更像是一种自我成长的内在需要。

库小媛在赵淮海的成长过程中,是一个催化剂,他让赵淮海感受到革命之外的人性的柔软和美好,他的力比多以另一种方式释放出来。战争与爱情是战争文学中的永恒主题,约翰·杰克斯在小说《爱情与战争》的扉页中引用拉迪亚德·基普林的名言:“世界上两件事最为崇高,一是爱情,二是战争。”在《外苏河之战》中爱情不仅因为战争而惨烈,更重要的是,小说将“战争”与“革命”悄然进行了置换。赵淮海向往战争,最初的冲动来自于红卫兵的革命热情,而这种革命热情和爱情带来的青春的冲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构的。他们共同构成了赵淮海一步步走向战争前线的内在动力。小说有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赵淮海喜欢写作和思考,但他早期写的诗毫无诗意,充满革命的斗志,又红又专。他灵魂的另一部分似乎在等待被激活。在爱情发生的时候,他的话语系统与思想系统自动更新了。赵淮海开始变得心神不宁,库小媛的形象像一个破蛹而出的蝴蝶,在交叉小径的花园翩翩起舞。在野战医院,赵淮海和库小媛再次重逢。爱情的到来,让沉浸在革命的狂热中的赵淮海回归到了真实的生活,让他的力比多有了另一种宣泄和出口。爱情的失去,激发起了他真实的痛苦,这也是真实人性的回归。

陈河把赵淮海的作战动机放在整个世界图景中,和切格瓦拉进行了类比,切格瓦拉被推崇为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唐吉诃德,介于神话和童话之间的英雄偶像。可以说赵淮海实现了从神到人的翻转,他带着“神”一般的革命理想出发,最后在现实中体会到“人”的脆弱性而丧生战场。 在战场上,赵淮海以保尔·柯察金的话鼓励自己“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可是面对真实的战场,他对战争的意义越来越困惑。在袁邦奎由于救猪笼而被追认为烈士之后,赵淮海心里却有一种奇怪的空洞感,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在和笔者交谈时,陈河认可笔者的阅读感受,并指出这是一个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成长故事。事实上,陈河的英雄主义情结在《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就有显现,主人公李松生活在《宁死不屈》的光影和现实里,背景正是阿尔巴尼亚的动荡政局和战争,他用抗生素帮助阿尔巴尼亚人抵抗病菌,受到当地人英雄一般的欢迎;《沙捞越战事》中的周天化不断追问自己:“我要去哪里?我为什么要去?”具有一种明显的内倾的自省气息。在前苏联的《静静的顿河》和美国的战争小说《西线无战事》中,人性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美国的越战小说《生于七月四日》罗尼生于美国国庆日,从小就喜欢玩打打杀杀的游戏,富有爱国热情,长大后他选择了参加越战,他和赵淮海一样,看起来是爱国情怀,深层次是他的英雄梦想,随后命运确实让他变成了英雄,但战争也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像巴赫金所说:“一部真正的现代成长小说描绘的是一个人在国家历史里成长的形象。”[2]赵淮海的形象不只是由战争塑造的,更是由当时的红色革命热潮和世界文化语境塑造的,正是这个人物的深远意义。

二、战争背后的生存主题:行走和迷宫

在陈河的小说中,行走和迷宫是永远的主题。可以说,存在主义的思考是陈河多年来写作的基本立足点。《致命的圆形》中谢青在阿尔巴尼亚的行走,《沙捞越战事》中周天化先是独自骑马到三千里外的卡尔加利参军,又到万里之外的沙捞越丛林作战,《甲骨时光》中寻找藏宝图的不同国籍的考古者在中国大地上的行走......从本质来讲,这其实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就像谈到《去斯可比之路》,陈河说:“去斯可比的路是一条充满象征意义的路。”[3]小说中既有赵淮海的行走,又有作为叙事者的“我”的找寻和行走。战争对于作者而言,其实是另类的生存场所,而这个生存之境就如同迷宫。

赵淮海的行走之梦来自传说中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赵淮海的父亲参加过长征,给他留下了遗传的信号。赵淮海用行走的方式来到越南战场。他们从北京坐上南下的火车,辗转一个礼拜来到南宁,坐汽车来到凭详,开始做偷越边境的准备,进入越南后,他们遇见越南的民兵,在中国部队营房被劝回,从茅厕逃出后继续前进。在云雾中的越南山林里,靠香蕉、红薯和野草充饥,经过蝙蝠洞,在无名小村里烤鸭子吃,甚至遇到想和他们成为夫妻的村寨女人,仿佛《西游记》的取经之路。终于来到红河,河上有一座著名的大桥,是埃菲尔铁塔的同一个设计师设计,号称“卧倒的埃菲尔铁塔”,半个月前,美国人用B-52轰炸机群轮流轰炸,把龙边大桥炸成了几段。他们乘坐越南女驾驶的小船到达河内。被送到了越南的中国大使馆。大使朱其文请示以后,周总理特批了他们的要求,参加已经进入越南的高炮部队锻炼,被编入高炮61师85炮六连一班。后来又坐飞机离开河内,持护照进入柬埔寨,“才让他感觉到自己已经真正进入了世界革命的舞台。如果说,摄影师朱复兴到越南南方是在执行一个国家的任务,而我舅舅所执行的则是他个人生命和理想的一次重要使命。”

几乎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里,切·格瓦拉乔装打扮进入了玻利维亚,开始在玻利维亚高原山地游击活动,他也曾访问过北京,和毛主席、周恩来见过面。他们的行走时间重合,精神世界同样有类似。赵淮海是一个全身心热爱毛主席,崇拜它哲学家一样的宏大思想体系的人。他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小逻辑》,在读《小逻辑》的过程中,他在注释中看到了“苏格拉底和猪谁更幸福的问题”。这个命题出自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功利主义》一书,具体一点说就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如果那个傻瓜或猪有不同的看法,那是因为他们只知道自己那个方面的问题。而相比较的另一方即苏格拉底之类的人则对双方的问题都很了解。赵淮海整个战争的行走过程,也就是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过程。

战争对于作者而言,其实是另类的生存场所。这个生存之境就如同迷宫。赵淮海和摄影师老朱来到越南南方,首先看到了著名的“胡志明小道”。沿着越南老挝柬埔寨绵延数千公里,越南的南方解放力量就靠着这条通道源源不断得到补给,有无数的分叉和交汇。1944年,还没有双目失明的阿根廷人博尔赫斯在《交叉小径的花园》里写到的迷宫,仿佛是对胡志明小道作出的预示。“迷宫叙事”就来自这篇著名的小说,“这种迷宫特征表现为叙事中有叙事,就像进入迷宫中的道路,分叉中有分叉,每次分叉都引出新的岔路。”[4]而复杂分叉的叙事指向的不是一部单纯的战争小说,而是探讨人类生存的小说。而这种生存中充满了生与死的悖论,每个人的死都将小说引向了不同的话题和思考,形成了一个开放的语义场。小说中的赵淮海是死于战争吗?看起来是死于战争,是事实上那时他经历了南越战场整个淳朴的村子的人为掩护他们而死,经历了库小媛的自杀,他是去求死,只有死亡才能让他获得解脱;库小媛是死于战争吗?战争只是一个背景,她事实上死于政工组长的嫉妒。甄闻达就是间接害死了库小媛的政工组长,他的妻子出身资产阶级,由于妻子的出身,他的前途受阻,从而产生了一种对命运的报复心理,赵淮海的一切光环都让他妒火中烧,从而把一个普通的恋爱事件升级为叛逃事件;政工组长是死于战争吗?战争只是表面原因,事实上他死于自己内心的忏悔与痛苦。朱记者是死于战争吗?他其实死于自己爱的人死去的绝望。他们每个人都死于生存的绝望,内心的痛苦,只是战争给了他们更方便的死亡条件,也是战争掩盖了每个人求死背后的复杂动机。这是一场人性之殇,也是一个人性的复杂迷宫。

事实上,生存比死亡更为艰难。小说从人类意识出发,反思战争给每个民族带来的伤害,关注这种灾难对人类灵魂戕害,进而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江雪霖和甄闻达的故事中,丈夫的遗体埋葬在越南的土地上,妻子只能每年在清明节的时候,到济南火车站当年和丈夫告别的月台上去,但是这个火车站也拆掉了,她已不知道到哪里去悼念丈夫的亡灵;马金朝侥幸在战场上活下来,脑子里至今还有弹片没取出来,让他丧失了劳动能力,一直穷困;为了救老乡的猪笼而被水冲走的袁邦奎,死去之后被越南人民纪念,而那么多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却被遗忘——这是生存与死亡的悖论。《外苏河之战》可以说是向《交叉小径的花园》致敬之作,《交叉小径的花园》本身也可以说是一部战争小说,但在一个战争小说的外衣下包含了一个哲学的内核,其实这正启示了战争文学在文体上的开放性和内核上的意义生成的可能性。

近年来,海外华文写作也在从不同角度关注战争,如哈金的《南京安魂曲》讲美国女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动,张翎的《劳燕》从一个女性的遭遇触摸战争带来的疼痛,严歌苓《芳华》从侧面关注到战后老兵的问题,《外苏河之战》可以说是与战争的正面交锋,但是陈河的文学资源更多不是来自于苏俄战争文学,而是来自西方现代主义甚至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文学,陈河的战争书写推向的是生存状态的思考。《外苏河之战》作为一部直面战争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却超越了战争文学,小说对赵淮海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式成长故事的书写,对战争“行走”和“迷宫”式的生存悖论反思,都表现出了战争文学讲述方式上的广阔视野和深刻理解。以战争作为起点,却没有局限在战争本身的讨论中,而是拓展到人类的生存本质的探讨。王富仁先生说:“战争文学是什么?战争文学就是这群飞鸟,就是这群飞鸟的叫声。它既不是入侵伊拉克的美国军队,也不是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也不是拉登的人体炸弹,而是这群鸣叫的飞鸟,是这群飞鸟所叫出的人性的声音。这种人性的声音即不属于美国,也不属于萨达姆政权,而应当属于人类。[5]”战争是人类的悲剧,也是人类历史的启示录,赫克曼·沃克说:“结束战争的开端就寓于回忆之中”,小说就是一种具有回忆性质的反思性叙事,在追问中国战争文学如何史诗化的问题之前,探讨中国的战争小说如何丰富自己,反思自己,扩展自己尤为重要,愿《外苏河之战》能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1]肖向东:《论中国当代战争文学——基于“战争文化”与“人学”视角的观察》《江海学刊》2013年6期。

[2]郭继德主编:《美国文学研究2016》,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

[3]陈河:《创作谈: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0年第4期,第119页。

[4]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98页。

[5]王富仁:《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

[i]作者简介:张娟,女,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