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名人的元旦怎么过？

编者按：2017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我们迎来了崭新的2018年，在此辞旧迎新之际也祝大家元旦快乐！

每到岁末年初之际，人们总是不免要回顾即将过去的一年，展望即将到来的新一年。近代史上的名人们也是如此，他们有的忙着聚会，有的忙着建言，有的忙着推崇“新历”，有的却忙着批评书籍……

通过观察名人如何过元旦，对当时的社会面貌也能够了解一二。

丰子恺元旦题材漫画

张学良：众人热闹我独静

遭幽禁之后，张学良的生活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在此之前的张学良，多年的戎马生涯，战火纷飞的日子早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而在此之后，从前的门庭若市，直转而下，成了门可罗雀。多数人为避嫌，有多远闪多远，这也让习惯了热闹的张学良，感受到了人情冷暖。

当然，张学良不同于一般的阶下囚。一是有限的人身自由，也能出去逛逛，只是活动范围受限制；二是生活方面，衣食无忧，开销倒是不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发时间，从前甚少看书的张学良，也开始读起了书。

被幽禁后，每年的元旦，张学良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制定来年的读书计划。对此，张学良挺重视的，每年都要用一个全新的日记本，用来写读书计划。这本日记本，专门用来制定读书计划，而与其他的生活日记分开，可见张学良对此事的重视了。

之后的一年，张学良会把计划中列出的书，一一买来阅读。有时，是在室内，用一个专门为读书涉及的斜面支架，上头放着书，角度正好适合阅读。天气好的时候，张学良也回到户外读书，或坐着，或半躺，或单手执卷，颇为悠闲。

张学良读书，一开始是为了打发时间，后来则渐渐读出了兴趣。后来，张学良对明史颇感兴趣，投入精力甚多。仔细看他每年制定的读书计划，便会发现明史的书籍在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尽管自己自由受限，但只要和明史有关的书，张学良都会托人从外面带来。有时，一些难找的书，甚至还得让毛人凤帮忙去找。宋美龄得知张学良的爱好后，还专门请了个明史专家，定时到张学良的住所“陪读”，行解惑之责。

读书岁月不觉长，也正是因为阅读，张学良在被幽禁的日子里，才能令自己内心宁静。而在张学良的照片中，多数是和读书有关，要么是在窗前，要么是在书房，有时则是在室外。不管在何处，张学良的手中，大多都拿着一本书。

有书香相伴，有红颜知己在旁，张学良的日子过得充实而平静。

鲁迅：两个元旦见转变

1904年的元旦，当时的鲁迅还在日本。

那会儿日本的元旦节，要比大清国热闹得多。当时的日本，西化上遥遥领先于亚洲其他国家。元旦这一来自西方的节日，在日本备受欢迎。但在当时的清朝，所谓的“元旦”是沿袭旧时的说法，指的是旧历的正月初一。至于新历的元旦，则尚未大范围流行。

但对于独在异乡的鲁迅来说，越是热闹，就越显出内心的孤清。日本人很重视元旦这个节日，每年新历的第一天，都会举行庆祝活动，还会吃上一顿丰盛的早餐，喝点屠苏酒。而在国内，新年的第一天，是要吃点饺子的。

有个细心的同学，发现了鲁迅的郁闷。于是，为了给他一个惊喜，悄悄带着他，来到一个华人师傅的家中。在这位师傅的家中，鲁迅如愿以偿，在新年的第一天，美美吃上了一顿饺子。这顿饺子，令鲁迅多日来的郁闷，全都烟消云散。

这一年的元旦，当时的鲁迅，还不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那个鲁迅。那会儿的他，依旧深信唯有治病救人，才能改善国人体质，拜托东亚病夫的称号，从此走上富国强民的道路。所以，吃完了饺子，鲁迅和师傅聊天的时候，发誓要好好休息，做一名好医生，将来回国后造福国人。

可到了1935年，这一年的元旦，鲁迅的想法已经完全不同于1904年了。

这一年，已经是鲁迅生命的尾声。可尽管身体大不如以往，忙碌的程度却有增无减。这一年的元旦，他比往常更忙。鲁迅给友人的信中提到，这一年从元旦开始，整整三天的时间里，他都忙于翻译。三天的时间，翻译了六千字。因为是童话，所以想尽量用浅白的语言，但没想到深入浅出的童话语言，比艰深的古文还难。结果，哪怕是元旦这样的节日，也工作到半夜，连睡觉都连连做梦，不得安眠。

元旦这样的日子，鲁迅依旧不休息，忙于翻译童话，想给孩子们送上一份健康的文学礼物。对于鲁迅来说，长夜漫漫，唯有寄希望于将来，寄希望于孩子们，才能迎来黎明的曙光。而要救救孩子，不仅得从生理上，更得从精神上。

此时的鲁迅，显然已放弃了学医救人，转向从精神文化入手。

这两个元旦，从吃饺子到翻译文学，尽管都是些小事儿，但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鲁迅思想的转变。从学医到执笔，这样的鲁迅，更深刻，也更伟大。

胡适：许下三大愿望

每逢辞旧迎新，许愿就成了必行之事，大文豪胡适也不例外。

1937年的胡适，在元旦时，许下了三个愿望。这三个愿望，可不是信口说说而已。胡适郑重地将其付诸笔端，短短三千多字的新年祝辞，耗去了他大半天的时间。可见，胡适在写下这三个愿望时，是何等深思熟虑！

这三个愿望中，第一个是寄希望于当年能实行宪政。新年新开始，胡适在许下这个愿望时，语气是斩钉截铁的，连设定的时限也是急迫的。1937年，国家危亡，系于一线，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因此，就连曾誓言“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也闲不住了，看出了时局的危急，因而认定唯有宪政才能救中国。

既然要实行宪政，就得有一个具备宪政精神的领导者。胡适将实行宪政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所以，他的第二个愿望，就是希望蒋介石能当一个具有宪政精神的领导者，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宪政，富强起来。

第三个愿望，胡适希望能在新的一年里，看到华北的收复和主权的重建。当时，已经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日本制造了一场场事变，步步紧逼。华北主权沦丧，已经是引起了爱国人士莫大的担忧，才有了这第三个愿望。

可胡适许下的这三个愿望，严格来说，一个也没实现。

在1937年实行宪政，这个愿望根本八字都没一撇；至于寄希望于蒋介石能具备宪政精神，更是无中生有。这两个欲望，哪怕蒋介石到了台湾后，也未能实行。所以，胡适1937年许下的这两个愿望，终其一生，也没能看到愿望成真的那天。

至于第三个愿望，尽管实现了，确实在八年后，而不是胡适所说的“当年”。可以说，这个愿望实现了一半，时间则延后了八年。当然，尽管这个愿望，在三个新年愿望中敬陪末坐，但对于胡适来说，能看到实现的一天，也是莫大的欣慰了。

三个愿望，让1937年的胡适，少了欢乐，多了忧国忧民的沉重。

吴佩孚：不为胜有为

1939年的元旦，是吴佩孚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元旦。若要用一个词儿，来概括这个元旦，则是“不为”。但这种“不为”，含金量却胜过一切。

这一年的元旦，吴佩孚的住处，一反往日的冷清，变得热闹非凡。其实，早在退出政治舞台后，生活节俭的吴佩孚为了节省开支，把几个姨太太和佣人都遣散。最后，住处只留下几个人，和往年的风光大不相同。

但到了1939年，沉寂多年的吴佩孚，再次成为受人瞩目的焦点。

一个日本人。七七事变后，日本推行“以华制华”，吴佩孚成了日本人拉拢的对象。一开始，日本人打算扶植吴佩孚，让其当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遭到吴佩孚拒绝后，日本又极力促成“汪吴合作”，想让汪精卫主政，吴佩孚主军。但这个提议，同样未能让吴佩孚点头。日本对吴佩孚的拉拢，到了1939年元旦前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日本人打算拉拢吴佩孚，而国共两党为了不让其得逞，也积极争取吴佩孚。

1939年的元旦，国民党的孔祥熙，给吴佩孚发去了一封密函。信中，除了表示对吴佩孚的处境，极为关心，一直念念不忘外，也积极争取吴佩孚，劝其勿一失足成千古恨；与此同时，董必武也著文，让吴佩孚务必保全晚节，勿当民族罪人。

多方势力的交织，让吴佩孚在1939年的元旦，陷入了各方的拉剧中。尽管，吴佩孚从一开始就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态度堪称斩钉截铁。但毕竟，日本的施压，也令吴佩孚头疼不已，不得不有所顾忌。

这一年，除了日本与国共两党，各界人士也纷纷利用元旦这个日子，用各种方式劝吴佩孚保持气节，不为日人所利用。所幸，最后在各方努力下，吴佩孚做了正确的选择。

可令人扼腕的是，吴佩孚在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后，没能等来下一个元旦，在1939年的12月去世了。纵观吴佩孚的一生，前半期的戎马生涯，挣来的只是滚滚骂名；而后半生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借、不积私财以及不当汉奸，却反倒为他赢得了敬意。

有时候，“不为”比“有为”更有价值，更令人敬重。

蔡元培：1930年元旦推“新”

1930年12月28日，即将迎来1931年元旦之际，蔡元培在上海公开讲演，劝说社会各界在新的一年里不要再墨守成规、使用“旧历”，而应顺应时代使用“新历”。北平《世界日报》选择在1931年1月1日刊发了此次讲演的摘要内容，将蔡元培的这一主张第一时间传送到了北方。

蔡元培的讲演摘要稿有1000余字，其版面位置之醒目，显示着当年主流媒体与政府在推行“新历”方面的某种默契。在同一版面之上，与此稿并列的还有一篇“瑞雪飘摇中之平市新年”的通讯稿，还有“今日为民国二十年元旦，际兹全国一统，实行裁厘之期……昨为除夕，瑞雪适降”云云。显然，推行所谓“新历”，就是要将国际通行的公元历法作为中国民众的唯一历法，公历岁末即等同于农历除夕，而公历元旦即新年春节。

乍一看，报纸大张旗鼓地庆祝着公历新年，蔡元培的讲演稿也随之刊发，煞有介事。仔细从演讲内容来推敲，所谓“新历”的推行，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得力，包括蔡在内的政府官员们，还不得不放下身段，做耐心细致的解释沟通。

实际上，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以公历替代农历的政策年年都在讲，但也未见全国统一施行，并没有得到民众的一致认同。辛亥革命后，民国临时政府为破旧立新，就将公历推为“国历”。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临时总统就职仪式上，宣读完总统就职誓词后，发布了第一道政令《改用阳历令》，就通令全国，以后每年以1月1日为元旦。但1月13日又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明确提到“新旧两历并存”，这是考虑到基层民众对公历使用，应当还有一个过渡期和试用期。

然而，长期的军阀割据与南北政权分立，这一纸《改用阳历令》并没有得到政府层面上统一响应，基层民众对此更无从响应。政令颁布之后，民间仍以传统农历春节为新年伊始，对公历元旦的意识比较淡漠，也根本谈不上要逐渐过渡、移风易俗的可能。直到北伐胜利以后，新的国民政府再度颁布政令，通令全国自1930年1月1日起，商民一律不许沿用旧历、过旧历年，而必须遵行公历、过公历新年。这一次，俨然是有“破旧立新”之决心的，推行公历的相关措施也随之而来。

当时的国民政府为推行公历新年可谓煞费苦心，实施过相当多的针对性措施。如政府布告禁止农历十二月中出售农历刊物；禁止在二月份（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要求祭祖、年饭、春宴均改于公历年终进行；规定1月5日为开市日，禁止商市于农历初五进行敬财神活动；禁止农历除夕夜寺庙开放；暂许各界于1月15日举行闹元宵、打锣鼓、上街游行等活动，但各灯贩及纸扎店只准在公历新年出售花灯，绝对禁止在农历春节庆祝元宵和销售花灯；规定1月1日至4日为新年假期，严禁各业用春节或其他名义在农历年休业；要求年终双薪及年庆分红、年底大扫除均改在公历年底进行；广劝民众购买公历历书；规定各报馆不能于农历年终、年首停刊，不得登载农历贺年广告；为大力推行公历元旦，建议延长休假，从12月30日至1月5日放假庆祝新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