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南生：对中国外交史的四点沉重思考

（一）外交生涯同军人生涯一样，都风险极大、生死攸关

虽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但在中国外交史上，拿外交官开刀的事实在是层出不穷。例如，三国时期，拿信使祭旗、杀对方外交官泄愤并显示姿态的现象就比比皆是。宋金对峙时期，金人以凶残著称，以至“常斩来使”。例如，宋朝吏部侍郎李若水出使，因为拒绝金人的收买、怒斥金人不讲信义，竟然被金人割颈断舌。所以，当时宋臣使金，是需要舍生忘死的勇气的。

来自于草原王朝的使节出使作为中原王朝的宋朝，是否就安全？否！照样风险极大、生死攸关。例如，蒙古忽必烈派出的使节郝经，一到宋朝就被宋朝宰相贾似道扣留起来做了囚徒，并且一扣就是16年！他的几个随行人员因表示抗议而被杀害。值得一提的是，郝经被扣期间，蒙古方面先后派出5批使者同南宋谈判议和，想不到南宋那些“爱国”的守将和边民，对蒙古使臣来一批，杀一批，南宋这种狂热的行径销蚀了南宋和蒙古关系正常化和建立睦邻环境的可能性。

其实，即使在现代外交史上，外交也并不意味着必然是西装革履、鲜花美酒和轻歌曼舞，外交场上也常常免不了刀光剑影和腥风血雨。

台儿庄战役时期的李宗仁

例如，1928年4月，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侵略军借口保护侨民，出兵三万，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精通日语，谙熟日情的蔡公时于此时被任命为山东交涉员，主要职责是代表外交部处理战区外交事宜。蔡公时赴山东交涉员公署任上，5月3日第一天上班时，日军将署内18名外交人员一起捆绑，拉到院内场地，撕去所有衣服，用刺刀乱戳乱砍。随即，一个日军兵宣读了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屠杀外交官员的命令。蔡公时翻译给大家说：“日本兵要剥去衣服、枪毙我们。我们没法，赴死可也。”一个日本兵跑上来，先将蔡公时的耳朵割掉，然后又去杀其他被捆绑的外交官，又回来将蔡公时的鼻子割下。在极度痛楚中，蔡公时仍大义凛然，骂不绝口，凶残的日本兵突然将刀插进蔡公时的嘴里，使劲旋了两圈，蔡公时的舌头被剜掉了。折腾够了后，日军一拥而上，将蔡公时等人拖到院外枪毙。为了掩盖其罪行，日本兵又一把火焚烧了遇难者的尸体。蔡公时当天8时开始办公，到晚上10点被日兵包围并杀害，他当外交官前后不过12个小时。他面对敌人临危不惧，英勇无畏之态使他被誉为“中国外交第一人”。1942年1月4日，占领马尼拉的日军逮捕了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杨光泩和其他7名中国领事官员，将他们关押在地牢里。4月17日，8人被秘密枪决，并就地掩埋。菲律宾保安和墓地工人回忆，杨光泩等八人被押往一个草坑，日军命令他们面朝草坑站立，行刑队从身后向他们开枪。8人倒地后，日军士兵又上前用刺刀向各人身上猛捅数刀，才命工人掩埋。

“外交史上第一人——公时先生像赞” 李烈钧题

（二）王伦自愿出使、宁死不屈并非孤立现象

例如，朱弁是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靖康元年(1126年)底，金人南下侵宋，北宋灭亡，朱弁携家南奔。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招募大金通问使赴金求和，朱弁挺身而出，自荐于朝廷。经过层层筛选，宋高宗最后拍板，仟王伦为大金通问使，朱弁为通问副使，于十一月率队赴金。这一年，朱弁已经42岁了。果然，王伦、朱弁一行抵金后，就被金帅完颜宗翰全部扣押于百中郡（今山西大同），一扣就是五年。绍兴二年（1132年），金人前来通报说，和议可成，让王伦和朱弁二人中选派一人带金国国书回国，但另一位必须继续扣留在金国。朱弁坦荡地对王伦说:“我自来金，木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更不会借机先归。”临别之际，他要求王伦把出使的官印留下，视其为符节，随身携带，卧起与俱，他要做一个矢志不渝的宋朝苏武。王伦回国后，宋金之间依然战事不断。朱弁不但要忍受思国思乡的折磨，还不时受到金人的威逼利诱。当时，金国扶持北宋降臣刘豫的伪齐政权，代金统治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在此过程中，金人知朱弁德才兼备，迫他到刘豫伪朝任职，还开导他说:“这是你归国的第一步啊。”朱弁严词拒绝。金人愤怒之下断了他的食物供应，朱弁就天天站在驿站门口，忍饥待死，坚决不屈服。不想金人竟被他的坚贞感动了，又照常向他供应食物。绍兴十三年（1143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双方随后遣返被俘、被扣押人员。当年六月，朱弁终于回到了阔别16年的南宋，面容憔悴，衣衫槛褛，但他官印不离身。朱弁身心备受摧残，归国后第二年就因病去世了。

（三）外交官很容易被人误解，被人非议

长期以来，只要中外之间发生冲突，人们习惯于把主战的人等同于爱国，把主和的人等同于卖国，总是把外交场上的人看成汉奸。王伦冒着生命危险出使敌国，坚决主战的胡铨，给高宗上了一则言辞激烈的奏书，要求把王伦和宰相秦桧、参知政事孙近三人斩首示众。许多人本来就将王伦出使与秦桧卖国看成是一回事，在张浚、岳飞、韩世忠等主战派人物的眼里，王伦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因此，胡铨的奏书一上，朝野纷纷称快，一片叫好，其实，外交人士被误解、被非议、被攻击，甚至被民众粗暴对待的现象在历史上可说是屡见不鲜。例如，历史早已证明，顾维钧、王正廷等外交家，是真正的爱国者，但是，他们也一度被人们视为“卖国贼”，王正廷甚至被示威请愿的学生打得头破血流。

王正廷

（四）自宋以来，产生了一种新的国民心态——清流心态，这种心态深刻影响了中国外交的走向

王伦当时被人误解、非议和攻击，同清流心态盛行分不开。清流心态在朝廷和社会的代表人物被人们目为清流派。曾国藩给李鸿章的信中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曾国藩全集·书信十》）为什么宋代会产生清流心态呢？

本来，宋代是欧美历史学家不吝溢美之辞的一个时代，它在经济、文化、科技上都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达到了古典中国前所未有的高度。宋代是为中国最争光的朝代，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代，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出现在宋朝。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宋朝都是当时世界的一个主要大国，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登载文章，这样评价宋代：“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其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考试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宏。……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岳飞与宋徽宗（电视剧《精忠岳飞》剧照）

然而，经济大国不等于安全大国，“弱宋”二字似乎是把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宋朝给盖棺定了论。公元1115年，女真族建立金朝后，一直对北宋虎视眈眈。然而，宋廷重文轻武，一意主和，排斥抗战派，疏于备战。公元1126年11月，南侵东西两路金军会师汴京城下，不久汴京就被攻破。金军先后把宋徽宗、宋钦宗拘留在金营，随后金主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结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北宋从此灭亡，这就是所谓的“靖康之难”，也称“靖康之耻”。

“靖康之难”以后，国民心态发生变化，作为对朝廷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的反思和反弹，男人被要求宁战不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清流心态由此产生。与此同时，作为对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的历史的总结，人们舍弃北宋时期重生存轻贞节的观念，提倡妇女舍生命保贞节，在生存与贞节之间，女性们除了殉节外已别无选择。岳飞冤案发生后，一些人又将主和与秦桧的卖国投降划等号，由此使清流心态进一步加剧。

抱有清流心态的人不乏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护国之勇，然而缺乏谋国之智。清流心态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对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愤恨，是一雪耻辱的渴望，但是，这种愤恨和渴望是以激情为依托，以道义为诉求，而不是以理性为依托，以实力为诉求。具有清流心态者具有极强的文化自尊心，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骨子里拒斥外国文化，外交上主张强硬手段，反对任何妥协，遇到中外冲突即强烈主战，喜欢唱高调，在“爱国”（当时名之为为了社稷）的口号下，常常把主战等同于“爱国”，把主和等同于“卖国”，将必要的妥协和无原则的退让混为一谈，打不下去不得不谈判时，对将军们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则希望外交家们在谈判桌上能拿到，否则谈判之人很容易被批为“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