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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逻辑哲学论》:一项伦理之举

发布时间:2017-03-30 17:44:16 作者: 点击:1206

重访《逻辑哲学论》:一项伦理之举

维也纳(图源于网络)

维特根斯坦的家庭环境的确把他置于奥地利人的困窘和矛盾的风口浪尖。路德维希是卡尔·维特根斯坦最小的孩子。卡尔是拥有百万身家的工业大亨,在欧洲中部是与斯柯达和克虏伯比肩的人,他的家庭在那个时代是维也纳(不用说也是全欧洲)最重要的音乐沙龙之一。在公共生活中,卡尔·维特根斯坦把对新近技术进步的全面了解与敏锐的商业嗅觉结合在一起,并由此成了哈布斯堡王朝工业和金融巨子。在私人生活中,他是音乐艺术的一大赞助人,在他家里,像勃拉姆斯和约希阿姆、马勒、瓦尔特以及年轻的帕伯洛·卡尔萨斯都是常客。老维特根斯坦深信,唯有纪律严明的私人家教课程才是生活真正的教育根基,所以他的小儿子直到十四岁都是在家受的教育。更有甚者,就满足其文化需求而言,维特根斯坦一家几乎从来都足不出户—一项少数富人的特权。就此而言,考量维特根斯坦家族及其家庭本身的特异氛围时,这点尤为重要(这种个人特质有助于说明这位哲学家为何在别的地方极少感到“自在”[at home])。但是,如果我们要弄明白这户人家的特殊性情和气氛,先得再多说说卡尔·维特根斯坦本人的生活和时代。

卡尔·维特根斯坦是赫尔曼·维特根斯坦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赫尔曼有坚实的中产阶级背景,还生了八个女儿,他维持生计部分靠羊毛生意,部分靠倒卖农场—先购进低效农场,经营使其盈利,然后再卖掉。作为他后人的鲜明特征,对音乐的热爱在赫尔曼·维特根斯坦一家人那里也一点儿不缺。他的大女儿安娜曾分别跟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的父亲维克和勃拉姆斯学过钢琴;芬尼(Fine )是位民谣(Lieder)歌手,她也曾跟随这门艺术中最杰出的从业者学习过;克拉拉则是戈德马克(Goldmark )的学生;卡尔自己会拉小提琴,而且在外出旅行的时候也总是琴不离身,即便在他一生业务最忙的时候也不例外,这样他就能在就寝之前拉上几首奏鸣曲了。因此赫尔曼能这么清楚他妻子的堂弟约瑟夫·约希阿姆的音乐才能了得,这一点儿也不奇怪。约希阿姆可是与赫尔曼的十一个孩子一起由赫尔曼抚养长大的;事实上,他对年仅十三岁的约希阿姆关切有加,还把他送到门德尔松门下学习。通过其种种义举,赫尔曼也为其他音乐家充当了赞助人。

虽然其艺术品位不凡,但赫尔曼是一位严苛的父亲,他不允许他的绝对权威受到质疑。例如,他不问女儿的意见就拒绝了她的一个追求者。如此苛刻而又顽固自然让他与他的小儿子陷入冲突。卡尔非常想上维也纳技术学院,但他父亲认为这种教育并不适合培养绅士,因而压根不顾他的意愿。不过有其父必有其子,卡尔的固执丝毫不让于其父。既然双方的冲突显然是无解的,那除了逃脱父亲的掌控之外别无他法,而他也确实这么做了。1865 年1 月,他离开了维也纳,同年4 月来到纽约,除了他的小提琴外身无他物。他在美国待了不到两年,在此期间尝试了各行各业。他在饭店做过侍者演奏过小提琴,在运河船上当过舵手,在酒吧里做过酒保,当过守夜人,在收容赤贫儿童的孤儿院和基督教兄弟学校都做过教师,教过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小提琴和中音号。

卡尔·维特根斯坦的美国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以一名成功的商人的身份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在《新自由报》上,足足覆盖了三期的版面。在其中,他比较了奥地利工人与美国工人的生活标准,发出了对后者的溢美之词。虽然困难重重,但卡尔与他父亲之间还是有过一次和解,结果双方达成谅解,二十岁的儿子于1867 年回到了维也纳,而且可以去技术学院上学。随后的二十年,维也纳金融界见证了卡尔·维特根斯坦飞速崛起达到其商业成就的巅峰。他有一种不凡的能力,就是运用技术知识把倒闭的工厂改造成兴隆高产的企业。他绝大部分的成功源于其难以置信的工作能力—日日夜夜,没有止息。后来渐为人知的“工业合理化”的技术,他早已在1895 年就无可争议地掌握了。最终,他控制了哈布斯堡王朝内主要位于波希米亚的钢铁工业。如此投入地工作,再加上他那新教徒的道德规范,我们可以在卡尔·维特根斯坦身上看到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的一种几近完美的再现。

1872 年,他邂逅莱奥波迪妮·卡尔姆斯(Leopoldine Kalmus),二人结为连理,并育有九个孩子,其中八个长大成人。除了路德维希以外,最知名的要属保罗了。尽管失去了右臂,他还是坚持不懈,终于成为一名成功的音乐会钢琴家。他的全部曲目包括委托理查德·施特劳斯创作的一部单手演奏的钢琴作品,以及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 )著名的《左手钢琴协奏曲》(Concerto for the Left Hand)。(这不仅要求他具备决心和纪律,还需要他坚定不移、一心一意地投身到技艺的完善中去。严苛的新教道德规范是卡尔·维特根斯坦带给整个家族的世界观所特有的。保罗的这些品质则把必备要素都继承下来。)保罗和路德维希作为最小的两个孩子,家里的其他人没觉得他们出类拔萃。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他们全都给自己设定了不同寻常的标准。

卡尔和莱奥波迪妮其余的孩子也都很有才华。最年长的赫米妮(Hermine )是个才能了得的画家,她的作品表现出技巧的熟练与美感兼具的特征。赫米妮对克里米特深深的敬仰和热爱的确曾促使卡尔·维特根斯坦为分离派之家提供所需的资金,此事还被刻录成铭文加以纪念,后来才由希特勒的野蛮手下抹去。与之相似地,二儿子鲁迪(Rudi)倾向于戏剧。三个女儿中,最小的玛格丽特则是家族中的叛逆分子,也是其中最光明的智识之光。当她的父母还只能认识到教育体制中传统课程——拉丁文和德文——的优点时,她就已经沉浸在易卜生那震撼人心的“现代主义”之中了;她也不畏避深奥难懂的哲学理论、社会科学和各门人文学科。她成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密友,希特勒并吞奥地利(Anschluss)后,她还协助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 )安排弗洛伊德逃出奥地利。既然玛格丽特一直以来都触摸着智识与文化生活的脉动,她很可能把她最喜欢的哲学家的作品,如叔本华、魏宁格和克尔凯郭尔的书,交给了她最小的弟弟。

不过对维特根斯坦一家来说,杰出的音乐文化占据着家庭文化的主导地位。莱奥波迪妮·维特根斯坦(Leopoldine Wittgenstein)——被人亲昵地称为“波迪”——本人就是一位颇有成就的钢琴家。是她把盲人风琴手兼作曲家约瑟夫·拉伯(Josef Labor)请到家里;而直到晚年拉伯的音乐都还是路德维希的挚爱,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我们对他的音乐知之甚少。家中三子库尔特·维特根斯坦(Kurt Wittgenstein)是位大提琴手;而最富音乐才能的孩子则是家中长子汉斯,他能像艺术大师那样演奏好几种乐器。也正是在汉斯这里,上一代人已经上演过的父与子的剧目注定要重演,只不过这次要以悲剧收场。

维特根斯坦一家对他们的犹太文化遗产的态度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尽管卡尔·维特根斯坦的孩子们在生活上接受了其父的新教观点,但他们认为自己在身世上仍然是纯粹的犹太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卡尔·维特根斯坦的姐妹之一有一次找到她的兄弟,杰出的新教长老路易斯,满心困扰地问他有关家族的犹太血统的传闻是不是真的。据说,路易斯的回答是:“纯种(pur sang),米莉,是纯种的!”他们很认同被他们视为犹太教传统的审美理想主义,尽管犹太教的宗教教义和仪式在他们身上早已踪迹全无。这种身份认同深深地渗透到他们的性情里,乃至在奥地利遭并吞之后,玛格丽特·施通伯洛(Margarete Stonborough ,维特根斯坦最小的妹妹)在纳粹——他们认定她和她的家族属于非犹太人——的明确反对声中,坚持要与其他的维也纳犹太人同遭监禁。然而,这些宗教忠诚带来的冲突绝不是家族紧张的主要来源。事实是,在允许儿子们决定其毕生要从事的工作方面,卡尔·维特根斯坦所给的选择余地比他父亲给他的甚至还要小。他坚持要汉斯牺牲其非凡的音乐才能,好追随他的脚步投身到金融和工业中去。在此,世纪末的代沟——更为实际的父亲遭遇艺术家儿子的反抗——再次得到证实,而且由于汉斯继承了其父的决心而终致酿成悲剧。甚至在汉斯青少年时期,爸爸就不准他弹奏家里的乐器,此时他就会偷偷溜去教堂弹管风琴。既然父与子实在无法沟通,汉斯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同在一个屋檐下的生活了。像卡尔当年一样,他不得不逃离,他也的确这么做了,而且去的也是北美。然而在那里,他最终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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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重访《逻辑哲学论》:一项伦理之举

《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美)阿兰·雅尼克 (英)斯蒂芬·图尔敏 著,殷亚迪 译,漓江出版社,2016,11

维特根斯坦是一位生长于非凡的社会环境中的非凡哲人。他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晚期的维也纳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彼时的维也纳在建筑与艺术、新闻业与法理学、哲学与文学、心理学等各个领域成就辉煌。

本书旨在还原20世纪初维也纳璀璨的文化景象下的维特根斯坦,一方面重建了维特根斯坦与同时代维也纳人之间、德语思想与其时代的艺术之间的关联及其重要意义,展示了现代世界从行将瓦解的奥匈帝国中诞生的过程;另一方面则展现出维特根斯坦是如何在同时代维也纳知识分子——如弗洛伊德、维克托·阿德勒、阿诺德·勋伯格、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以及奥斯卡·科柯施卡——的砥砺下,冲破沉闷幽暗的旧统治的牢笼,铸就自己独一无二的哲学思想的。